天命观的不同和君权理念的变化，是商周两个王朝的根本区别，自夏建立伊始，脱离部落传承而新生的“王”，成为国家的实际领导者股票正规融资门槛，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，统治者无师自通了“借势”这一精妙绝伦的谋略，以民众对神祗的崇拜为基础，糅杂君权统治的至高权威性，集合而成了一套完整的“天命”思想。
君权在时间的推移下越发壮大，和神权的矛盾更加激化，朝代兴衰更迭在“天命论”的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本文谨从商周更替，浅析神权和君权的理念转变。
一、承天之命
上古中国是一个敬鬼尊神的时代，可以概括表述为“神权至上”主义，以夏为例，对自然神的崇拜是君权统治的根基，此时的君主号称是神灵的代言人，《法言·重黎》记载，“禹步多巫”，禹步被广泛应用于道教的仪式和术法中，传说有召唤神灵的力量，君主本人都担任了“巫”的职位，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，神权要大于君权，神权在某些时刻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展开剩余88%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统治者对如何”借势“有了初步的了解，开始尝试将神权放在和君权平等的位置上，把自然神崇拜转化为君权崇拜.
然而这个转变是生硬的，比如夏朝的最后一位君王桀，就试图将对太阳神的神性崇拜转移到个人崇拜上，以自己喻比为太阳，彰显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蒙昧混沌时代的神本思想已经不适用于思想萌芽时期，夏桀的暴虐行径引发了君权和神权的第一次冲突——君无道，何以为之？
这个问题，成汤给出了答案，史书记载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，成汤为自己的出身编造了一段神话，借助神权的力量完成了君权的过渡，并且将两者完美的糅合在一起，形成了“君权神授”的政治理念。
成汤把自己的叛乱美化为上帝赋予的权柄，“予畏上帝,不敢不正。今夏多罪,天命殛之”，代表此时神权和君权的关系处于监督和被监督的状态，商王不仅有人君这层身份，还成功的藉由自神明诞生的神话，把先祖拔高到了神祗的高度，人神之子承天受命，王就相当于两界的代言人。
和夏朝的君主相比，历代商王显然聪明得多，他们同样也试图完成从“神本”到“君本”的转变，商代的鬼神崇拜不仅有自然神灵，还推行了“造神”计划，即赋予历代先祖以神格，称祖先神。
以血缘关系为纽带，每一任商王都在不遗余力的将神格披在王位上，“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”，祖先崇拜逐渐和自然神崇拜站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，甚至于胜过了对自然神的崇拜，君权神化，是商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特征，也是周朝君权观念的基础思想之一。
早期的商王虽然为了巩固统治对神权加以利用，但终究还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性，对神的态度一直保持为一种敬而畏之的状态，自然发生的规律会成为视为一种神性特征，成为约束君王行为的考核标准。
但君权壮大到一定的程度，身兼“巫”和“王”两种身份的商王，就会在权力的推动下主动打压神权，逐步扩大君权的影响力，这也就开启了君权和神权的第二次碰撞。
二、“辱”天
商王的“辱天”之举，首推武乙，这位创造天神木偶、又行“射天”之举的商王在史书记载中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，也遭到了天神的报复，死于晴天霹雳，不过，认真探寻武乙在位时期的种种政治举措，就不难发现，这种在当时大逆不道的“辱天”行为，是武乙对神权的一次挑战，也代表了当时商王思想观的转变。
这一点从负责占卜的贞人数量也可以看出，相较于先祖的几十位、十几位，传承到武乙朝，贞人数量只有5位，由“敬神”到“我即是神”，在商王的推动下，神权对君权的影响走向衰减，君权再次获得大幅度的提升，。
无独有偶，在神话演义中，对于商朝末代君主帝辛（纣王）的罪行描述中，有这样一条罪状：亵渎女娲。
演义虽然是艺术加工，但历史上周对商发兵征讨的檄文《牧誓》中，明确指出帝辛“昏弃厥肆祀”，即不敬祖先和神明。
帝辛在位时，严格推行了周祭制度，限定祭祀神灵的范畴，这一举措是因为商尤爱活人祭祀，且祭祀的权力把持在旧贵族团体手中，帝辛之所以“弃祀”，是为了能够降低消耗，巩固君权，他应该不会想到，自己的本意竟在后世的以讹传讹中被扭曲的污糟不堪。
商王向神权发起的冲击成为压垮商王朝的泥石流，周王窃取了商先祖成汤的创意，同样神化了自己的出身，把叛乱裹上“天命”的外壳，摇身一变成了正义讨伐，自称“天王”的帝辛虽然自信于“天命在我”，面对神权和君权的激烈冲突时，也只能坐视王朝的解体，而帝辛对于鬼神信仰的淡化，由于没有更加正面的理性力量约束，演变成了暴行的象征，这就是帝辛背负千年骂名的最直接原因。
以沟通上帝为核心的旧天命观解体后，新兴的周王朝面对的就是一个解体的祭祀文明社会，周王的做法并非重新恢复“巫”的时代，而是走出这个框架，重新赋予天神崇拜一个新的文化内核，这就是新天命观的诞生伊始。
三、天之元子
商周两朝君主的称呼特色鲜明，自商中后期，历代商王的尊号均为“帝某某”，《史记》中称上古五帝“生而神灵”，代表“帝”是最接近于神的存在，以“帝”为号，也是商王朝将神权和血缘宗法联系在一起、实现帝祖合一观念的强有力佐证。
到了末代帝辛时期，“天王”已经脱离了“帝”的含义，天王，将天和王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，深层含义就是王为人间之神，对神权的尊重已经所剩无几，君权明显力压神权，宗教力量再也没有了统治的能力。
虽然神权成为商朝灭亡的导火索，但并非意味着神权已经走到了溃灭的边缘，商王认为天命恒定，周王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“天命靡常”，商的灭亡除了神权的因素，最根本的还在于民众，周王也认识到了君权、民权和神权之间的联系，在周王朝的统治理念中，添加了迥异于先代的思想元素——“民之所欲,天必从之”。
周朝的新天命观，同样承认神的作用，认为君主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，在此基础上，还添加了民众意志的制衡，以折射于民众意志的天命制衡君权，同样，对于统治者本人也有强烈的道德约束，只有德行配位，才能长久的保持统治的权力，这一阶段，神权和君权再度站在了统一的立场上，神权开始逐渐政治化。
周王自称”天之元子“，即天子，在名义上崇拜神权，但在史记的祀奉当中，历代周天子一直在有意减弱天神崇拜对于统治的影响，周的神性崇拜相较于商，承认祖先崇拜的重要作用，并且依托于血缘纽带和宗族关系，逐渐发展成为宗法制度的核心凭据。
而天神崇拜，从周王自称”天子“开始，就已经成为君主的权力根基，为了神化君权，历代周天子还在天神崇拜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祗崇拜，并且根据统治需求以君封神，严格遵循政权架构下的君权专制体制。
《国语·鲁语上》:“夫祀,国之大节也”,祭祀被拔高到和君权平等的状态上，但实际真的如此吗？祀的究竟是天神，还是祖宗神？其实，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君权炫耀的体现，其根本目的，就是要以神权定礼，分人伦尊卑，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宗教政治。
在这样的运作下，神权已经没有上古时代的赫赫威仪，分封诸国、大小诸神，民众的祭祀崇拜对象不再单一，神权就会被分薄，转化成为君权的服务工具，相对的，由于人君只有一个，所以周天子就成为了君权的唯一崇拜对象，人王的神权化代表神权的社会化，这两个发展进程，共同促就了君权至上主义的形成。
结语：
神权和君权的博弈，最终以天神权威被“分封”抵消而告终，神权自此再也没有约束君权的能力。
中国古代君权政治的基本模式，自上古开始演变，自周奠定基础，历代周王在先人的基础上股票正规融资门槛，成功的完成了由人君向“人间神”的转变，自此之后，神权成为了君权的附庸，天命论成为服务君权的名义象征，君权在此基础上，上升成为不可违逆的社会、伦理准则，中国的封建社会，自此成为天子专制的一言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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